我在出版圈工作了年吧

因为在PK场上玩家都比较喜欢用吕蒙或者董卓来打破敌对后方的一个破口 我在出版圈工作了40年，很多见闻和素材手到擒来。它们强烈冲击着我，这份激情涌动着，不写出来，就会一直折磨我、跟着我。如果说每位作家都有一部命中注定的作品，新近出版的15万字小说《风眼》，就是作家、出版人孙颙听从创作使命召唤所结出的果。

不过，这过程远非外界想得那么瓜熟蒂落，作家尤其有着近乡情怯的谨慎此前孙颙写了几百万字小说，如《雪庐》《漂移者》《缥缈的峰》等，描写知识分子的故事不少，唯独没涉及出版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避开了自己最熟悉的专业。素材只会多到需要取舍，但之所以没有轻易使用这方面的素材，说明我的珍惜。

最终，放不下占了上风。老搭档、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评价，《风眼》是孙颙迄今最好看的一部小说。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说：《风眼》结构紧密，单刀直入，见好即收；节奏明快，步步趋进，叙事效率高；语言本身干净爽利，有别于孙颙此前部分作品的学生腔。在王安忆看来，这三大亮点从根源上得益于故事的十足底气就是有生活，而且是大量鲜活生动的切身经验支撑，情节便左右逢源，起伏跌宕。

人物是杜撰的，赖以杜撰的基因是真实的

对于中国近40年来的出版历程，孙颙是见证者也是实践者。1982年初春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他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做小说；三年后，被推选为1980年代最年轻的文艺社社长；之后历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上海作协党组书记那些有关出版的台前幕后都被他心思细密地编织进了《风眼》。

小说描摹了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因市场经济常识丛书出版而遭遇风波、砥砺前行的故事，呈现出时代转型时的众声喧哗，勾画了一代出版人的求索与坚守。

故事从上海深秋时节的马路开始，广玉兰的香气还在飘荡，年过半百的牛副总刚调任出版社，为人谨慎不担肩胛；王副社长管发行，文化程度不高，谋划经营却游刃有余；另两位风华正茂的秦副总和郭副总，前者交游广泛，策划选题有一套，后者精于学术，丛书高精尖却赶不上市场形势在出版社干了一辈子的唐社长，让孙颙落笔时尤其充满感情他所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非常可爱，其道德感召力对我触动很大。

王安忆认为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是王副社长。这类人特别有营销头脑，可以说是上海滩旧出版人的遗存，到了风水转舵之际，才华又被激活，重新活了过来，可说是巿场经济的先头部队。王安忆建议孙颙，王副社长不是小说男一号，但这个人物代表了上海滩曾沉下去、后因改革开放大潮又脱颖而出的能人，倒是值得

单独为他写一本书。

拉开距离观察，落笔才更从容

对照小说的诸多要素，难以寻找的，主要是故事的入口。孙颙笑言，律师和医生等职业日常事务未必精彩，但偶尔或许会遭遇紧张惊险的情节冲击，比如特工、强盗、家族阴谋等，属于他们职业的题中之义，有足够天地供编故事者天马行空般发挥。相比较，的案头事务，能够发现这样花哨的机缘吗？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过，若是真个惊天动地写出来，读者一册在手，或许心生抵触，认为故事过分生硬牵强，种种疑惑，在所难免。

因此必须寻找一块场景，找到故事入口是日常的，又并非司空见惯的日常，恰如其分，能够充分展开们丰满庞杂的内心世界。小说从出版社出发，投射了中国改革转型的两难处境，是思想博弈，也是社会故事。王安忆告诉。

从这个角度也就不难理解，小说之所以命名为《风眼》，其实是暗示读者：看似平静的台风眼，其实酝酿着惊人的气流变幻。旗子在飘，人们容易看到，而让旗子飘的风，却往往被忽视了。出版业与时代关系紧密，小说所描绘的种种业内大事件，恰是通过出版社日常图景来反映的。作家孙甘露评价，《风眼》是种隐喻，透过它可一窥出版社的经营、人物、世态，进而观察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丰富的精神面貌。

之所以将小说时间限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因为很多事情拉开一段距离观察，落笔会比较从容。写长篇离不开生活阅历、情感、认知等多方面的积累，如果所描写对象太近，写成有分量的长篇难度不小。不过，孙颙也承诺，最近20年出版业的发展起伏，已排在他的创作序列里。等时机成熟了，积淀足够了，到我九十岁时也许会写成下一部长篇。只要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