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法师非法定规划泛滥滋长腐败kisi

法定规划束之高阁,非法定规划大行其道。 安徽省住建厅规划处处长胡厚国说,由于总规、控规等法定规划编制内容庞杂,报批审批程序繁琐,致使当前一些地方领导拿 非法定规划 贯彻自己的很可能是在南京的郊外完成的。意图建设城镇现象普遍存在。

一些地方在搞发展竞赛、招商 大战 的背景下,不少项目 先上车后买票 边上车边买票 问题比较突出。在这样的潜规则下,基层规划干部不得不面临可能要承担的法律风险。

不调规划就调整人。 贵州省镇远县住建局副局长杨德刚告诉《经济参考报》, 按规定,改规划要听证,但事实上,领导要求调整规划往往比较急,早上开会说要调,下午就要求拿出方案来,没有时间走程序。特别是招商引资,不按照资方意思人家不来。

真的想尽快退休! 内蒙古某地级市规划局负责人坦言, 在这个岗位上感觉压力很大,城市快速发展,前头领导要求你要 敢担当 ,后头纪委、审计紧跟着。不做,说你 没担当 ,做了,就要突破。

这位负责人说,一家企业愿意在该市投资大面积地绿化荒山,但提出要从中拿出一定比例的土地搞旅游开发的条件。总的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荒山地区不属于规划区,规划部门不得作出行政许可,如果非要干这件事,就得突破规划。

一些基层规划工作者颇感忧虑, 规划就是利益调整 ,其审批与市场联系紧密,是一个腐败风险较高的领域。有时候来自上级领导的压力有可能将他们推向违规的边缘。

我亲眼看到过在一份报告上,市长批示某个项目的容积率应当调高到多少。 一名受访规划干部告诉,他们最头疼上级为开发商调整规划打招呼。

很多案件上,板子最终落在了我们头上。 另一名受访规划干部告诉,他曾遇到有领导为避免白纸黑字留下 把柄 ,竟签出 按我指示意见办 的批示,让他哭笑不得。

《经济参考报》了解到,基层规划工作者还普遍遭遇到规划执法 困境 。 执法太难,经常被执法对象被拿着砖头追着打,心里很难受。 贵州省黔东南州规划局城镇科科长吴碧波说, 以前在县里工作,执法条件很差,没有执法车只能骑着摩托下乡,没有制服证件只能拿文件讲道理。

吴碧波有些激动地说: 有那么好的城乡规划法,为什么规划还是这么乱?很多房开项目擅自突破规划,可真正处罚的有几个?国土使用要是触碰红线,国土部门可以直接约谈书记市长,规划部门好像是孤军作战,规划法的执行力和威慑力上还远远不够。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有点是干着 天使 的事情跟 魔鬼 打交道。 陕西省宝鸡市城乡建设规划局副局长付菊芳说,作为规划实施的监督者,他们有时候跟 无良开发商 博弈时 一不留神一松口,可能该建的学校就没Android系统在中国被改动的第一站了 。

规划编制种类太滥也让基层规划部门 不堪重负 。杨德刚说,为做各类规划,局里欠下了几百万元的债务。除了总规等法定规划外,他们一年至少还要做七八个专项规划。 一些专项规划没有太大必要,又不是法定规划,可操作性也不大,但上面要求必须做 。

贵州省住建厅总规划师王春说,厅里面每年光组织规划审批就忙不来,静下心来研究规划很难。以组织专家评审会为例,前几年,在请部门方面还能请来处长,现在都是科员,评审会太多,而且往往 规划做半年,评审用半天 ,导致评审质量也不容乐观。

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让一些规划人才感到失落并逐渐从规划部门 出走 。 人才短缺、青黄不接是基层规划部门一大困难。 包头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赵娟不无担心, 好一点的人才都外流出去,即使一些临时聘用人员,一有条件就跑了。

吴碧波告诉《经济参考报》,前不久,他的一个同在基层规划部门工作的校友,因为 实在看不惯、受不了这个环境 ,辞职到一个公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