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熊猫物业

《最后的熊猫》：最好的科学家都是哲学家 人民莫晓敏 1992年，《最后的熊猫》在美付梓之际，对这占尽天下宠爱的宝贝物种，作者乔治 夏勒大概真的就像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忧心忡忡。不只夏勒，我疑心大多数致力于动物保护事业的野外斗士也都是尤为深刻的积极型悲观主义者。他们时常深入蛮荒，远离尘俗，在最酷烈的环境考验下重复同样的工作，而常常一无所获。我们或许终其一生都无法获得那静听生命之弦的微妙体验：在现代文明难以抵达之所，仅凭一己之身，面对最罕见的风景和最孤寂的黑暗。多亏了夏勒们，我们竟也能借光秃秃的文字窥得那神秘世界的一角。

如今，传说中的熊猫项目已过 5岁生日了。关心熊猫的国人可能已经不大知道这段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以世界自然基金会招徕的一批顶尖科学家为代表的西方动物保护思想，与东方传统文化以及行政体系曾发生过怎样的碰撞。由此，我们决定将这本书列入 译文纪实 系列，重现那段历史。

夏勒是第一个受委托在中国进行熊猫保护工作的西方科学家，也是世界公认最杰出的三位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从业几十年，他时刻反思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所处的群体、所习的对象、所见的世界 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痛苦之源。

在距离开赛仅有两周的情况引起了众多的猜测。 最好的科学家都是哲学家。作为读者，能透过哲学家的视角和心灵，去体会那场特殊的历史记忆，实乃大幸。虽然字里行间充满焦虑、愤怒、苦闷，夏勒仍然是夏勒，日复一日坚守着高山竹海中看不见未来的那一方阵地。是什么让这些最深刻的悲观主义者们如此积极行事? 5年后的今天，这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动物保护事业大概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一件事：研究对象不会说话，工作价值难以量化，敌手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身。究竟会不会迎来最终的胜利，似乎很难给出乐观的答案。但诚如书中所言： 我们至少要把我们的经验做成记录，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唤醒全人类的慈悲心，鼓励保护物种的行动。即使在道德至上的世界里，破坏也不会终止，但至少人类精神经过一番洗心革面，我们可以用更高尚的情操看待自然。 作为编者，我们也至少应当铭记他们吃过的苦，感受他们走过的路，思考他们长期以来向我们呼喊的话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否则，当有一天生态环境彻底被破坏，我们也许就会变成 最后的人类 。

这或许就是《最后的熊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