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是怎樣的人歷史如何評價王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是怎样的人 历史如何评价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历史如何评价王安石

韩琦：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曾公亮：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曾巩：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

，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张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

杨时：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

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陆九渊：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

严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崔鶠：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

敖器之：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

罗大经：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颜习斋：①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蔡上翔：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蔡东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梁启超：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②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列宁：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吕思勉：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

毛泽东：(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黄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余英时：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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