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以后軍統是如何進行逮捕漢奸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军统是如何进行逮捕汉奸的

军统一番忙碌之后，汉奸纷纷落，或被押进监狱，或被软禁，等待着司法审判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共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这与实际汉奸数额相差甚多，但是一些著名汉奸基本都被逮捕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汉奸之多，令人瞠目汉奸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如何铲除产生汉奸的温床呢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辈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

，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汉奸数量庞大，存在范围广泛，使得逮捕方式也多种多样

逮捕汉奸是一份肥差事，不仅可以使主管部门掌握大权，耀武扬威；还可以趁机敲诈汉奸，发笔横财当时，对于由谁主管颇有一番争执初期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办理，但是，其他机关人员纷纷插手此事，事权难以统一为了调解内部矛盾，更好地执行汉奸逮捕之任务，蒋介石发布手令，内云：“逮捕汉奸，各方权限不清，不负，以致纠纷多端，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副局长负责主持，另派有关人员会同检查办理，以归统一，而免纠纷”这样，国民政府就将逮捕汉奸之权完全交给了戴笠领导的军统随之，军统局成立了处理汉奸的最高机关——肃奸委员会，并在全国25个大城市设立了分会将逮捕汉奸重任交给戴笠领导的军统，蒋介石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内部权责分工明确是其考虑之一，此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军统人员曾大量留在沦陷区，他们对于汉奸的所作所为比较熟悉，有利于逮捕行动的执行；另一方面是蒋介石与汉奸之间进行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执行这些行动的主力是军统人员，为了掩盖这些被人唾弃的行为，他必须再次依靠军统

怎样逮捕这些狡猾的汉奸，军统进行了细密的策划，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紧急逮捕抗战结束后，收复区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昔日的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政府的官员，“地下工作者”、“抗战英雄”、“有功之臣”纷纷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河里漂来的，不如地里滚来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坐着不动的”就是指汉奸这种国民政府大肆利用汉奸的风潮还未过去，各地汉奸还沉浸在再次被重用的迷梦之中，军统人员便突然出击，迅速逮捕了一批汉奸在江苏省，1945年9月26日凌晨，南京城内死一般的沉寂，人们还在熟睡之中，身穿便衣的军统人员便悄悄摸进汉奸的住宅，在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恶徒还未明白之时，他们就遭到了逮捕主要有：梅思平、李圣五、岑德广、凌霄、郭秀峰、周学昌等同种方式，第二天又在上海上演杨揆一、项致庄、张国元、张韬、傅式说、蔡培等一批汉奸落入法在山东省，济南、德州、青岛等地，于日军签降后39小时，便开始逮捕汉奸由于事先准备工作秘密进行，外间知之甚少9月29日凌晨，113人被抓入拘留所

第二，诓骗诱捕汉奸中的许多人员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甚至有些是居在高位，因此他们与蒋介石政府的很多大员关系密切在战后的惩奸风潮中，他们寄希望于昔日的故交，希望这些人能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求情，获得谅解，只是将其作为“政治问题”解决而战后国民政府利用汉奸的政策也给了某些汉奸以希望，他们认为蒋介石会减轻甚至免除对其惩罚而军统人员恰恰利用了汉奸的这种心态，实施诓骗诱捕政策，逮捕了大批汉奸华北是汉奸的重要聚集地，逐一逮捕难免出现打草惊蛇的状况，于是戴笠便运用早已自首的汉奸王荫泰，由他出面，发出请柬，宴请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诸汉奸52名在这些汉奸接到请柬之后，有些已经猜出这是“鸿门宴”，但是他们仍不能不赴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应该是那些汉奸当时最好的心情写照，更何况他们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呢被宴请的汉奸们，吃饭时战战兢兢，饭没吃好，就来了一批军统局特务人员，他们按照名单，将这一批汉奸全部收押对于一直梦想做“第一夫人”的陈璧君的逮捕，更是煞费苦心作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鼓动者，能否成功将其逮捕归案，在人民群众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汪精卫死后，陈璧君就与褚民谊主要经营广东之地，他们大部分时间呆在广州抗战胜利后，她故作镇静，表示绝不逃跑，“宁服国法”，但这是空头支票，没有任何保证怎样将其引离广州，羁押南京，是军统需要筹划的一件大事鉴于陈璧君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戴笠便以此为诱饵，伪造了两封蒋介石给二人的电报，声称“当可从轻议处”陈璧君对此有些怀疑，但是褚民谊却十分相信，认为有了救命符在其鼓动下，陈璧君相信了蒋介石的电报军统人员在见到二人后，编造谎言，首先将他们软禁在广州，而后又解押南京陈、褚二人知道上当时，已经成为“瓮中之鳖”，为时晚矣利用这一手段，军统逮捕了很多大汉奸

第三，以奸惩奸随着日本的投降，伪政权纷纷解散，汉奸四处逃窜，对于外面的风吹草动，他们非常警觉侦查、逮捕这些藏匿的汉奸，对于军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对于那些曾和这些汉奸共事，已经“自首”的汉奸来说，却相对容易他们比较熟悉这些昔日“伙伴”的藏身之地军统巧妙地运用了这种资源，利用他们追捕汉奸，颇有成效原汪伪特务头子、伪军委会政治保卫部副总监万里浪就被委以侦察、逮捕汉奸的重任为了讨好蒋介石，他更是极尽心力，利用他逮捕的汉奸有几十人，其中最著名的为伪广东省省长陈春圃此种逮捕汉奸的方法遭到许多人的非议，但是，它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汉奸因此落而且国民政府在利用这些汉奸之后，也把其中的一些人绳之以法，并未使之逍遥法外万里浪后来逃出上海，但最终仍在安徽蚌埠为军统人员抓获，1946年8月15日于上海枪决作为权宜之计，这种方式不失为逮捕汉奸的一种方法

第四，国际引渡这种手段主要是针对陈公博、李励庄、莫国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人采取的抗战胜利后，陈公博等人求得日本侵略者的帮助，乘飞机秘密到达日本，妄图逃脱国法的制裁国民政府实施逮捕汉奸的计划后，曾大肆搜捕“二号人物”陈公博，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就在军统一筹莫展之际，日本报纸登载陈公博自杀的假消息，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军统判断陈公博定是藏匿日本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日本代表冈村宁次递交了《中字第二十一号备忘录》，提出“陈逆公博等皆为中华民国之叛国罪犯，希贵官负责转致日本政府速予逮捕，并解交南京本总司令部为要”作为战败之国的日本，此时已经无力保护昔日的鹰犬，不得已将之交出随后军统派飞机将他们押解回国，陈公博一干人成了阶下囚

第五，大肆搜捕对于投日巨奸小心翼翼地应付，而对于遍地开花的小汉奸们，军统则未如此谨慎，因为他们的活动能量相对较小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有大批军统人员留在沦陷区，他们主要执行对汉奸的肃杀任务抗战胜利后，这些人员由于长期潜伏在日本占领区，对于各地的助敌者，他们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因此，为军统逮捕小汉奸提供了重要情报同时，国民政府利用民众对汉奸的不满情绪，鼓励各地民众告发汉奸在政府的支持下，曾深受日伪侵略创伤的各地群众，怀着满腔怒火，纷纷向司法机关写信举报那些昔日为国民政府不注意的小汉奸们，也引起了军统的注意，他们也被陆续逮捕，投入监狱

军统一番忙碌之后，汉奸纷纷落，或被押进监狱，或被软禁，等待着司法审判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共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这与实际汉奸数额相差甚多，但是一些著名汉奸基本都被逮捕而且在此后审判汉奸之时，国民政府并未停止对汉奸的逮捕工作，最终大部分汉奸都未能逃脱法，汉奸逮捕任务基本完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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