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徙一次又一次发生。即使在今天，农民工进城这样一种迁徙现象还在继续着，但我们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多少？应该说我们没有太好、太多的作品表现这一现象，写迁徙文化的杰出作品太少了。”４月１１日上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施战军这样感慨。施战军当日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演讲的题目是《建国六十年来的迁徙文化与进城文学》。

  施战军认为，深圳外来人口的成长史是很特别的，这么多年来深圳经济快速发展，由此引起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文化的冲突是非常复杂的，希望能够有作家用大气的表现方式描绘出一部全景式关于迁徙文化的长篇小说。他说：“我觉得好的作家作品可以在深圳产生，因为深圳具备这样的条件。”

  迁徙现象影响城市文学

  施战军长期以来研究城市文学，同时也涉猎到迁徙文化现象对城市的影响。演讲中，施战军首先从自己的家庭背景谈起，他是山东人，但祖上是从陕西移民过来的，这种迁徙的过程是很漫长的，有的时候完全是从生存的角度出发的，但这种迁徙的现象对人内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对一个地方文化构成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建国以后，这种大规模的迁徙运动也经常进行，如大量的干部、军人从农村进入城市，这一变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关注进城的文学作品叫《我们夫妇之间》，讲的就是一个文化干部进入到城市之后怎样调整心理观念的过程。

  施战军说：“历经上山下乡运动和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出国潮，我们并没有在文学上很好地把握城市的变化，没有出现以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为轴心的这么一部反映迁徙生活的经典作品。中国的迁徙文化中包含着许多许多苦难，这些都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这在各大民族中是很少见的。”

  期待巴尔扎克式作家出现

  谈到深圳，施战军认为，深圳同外来人口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关于农民工进城的发展状态，深圳的打工文学对此有较多的关注，但类似的进城文学作品我们在上世纪初就有了，而且那个时候也曾经很热闹，问题是我们作家的想像力好像在枯竭，他们的作品经常与真正所处的具体生活脱节，“我们读大量关于农民工的文学作品时，经常看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认为农民工的生活一定是充满了苦难和血泪，其实这肯定不是全部的内心，很多农民工也很快乐，内心非常简单、纯粹、单纯、透明，城市的一些大款、老板的快乐可能还达不到农民工的这种快乐。我们一方面知道他们生活的困苦，一方面也常常忽视他们精神上的状态。我们的作品中有太多类似的、完全一致的人物。”

  施战军说，“我们今天的城市作家缺少一种巴尔扎克的精神，他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历史来照相，而且提供了法国社会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缩影，在这个缩影里面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他都看到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应该可以读出这个时代的伦理变化、内心变化和道德观念的变化。新的巴尔扎克时代如今到来了，但中国还没有一个像巴尔扎克那样有能力的作家出来。作为写当下生活的长篇小说，应该对社会有更加细致的观察，应该有一个让人读过以后感觉对时代、社会、人心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情绪在里面。”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