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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中午，有中国“官场小说”三驾马车之称的作家王跃文、肖仁福、浮石来到书博会现场，出席新书发布会并为读者进行签售。稍早之前，王跃文在一间茶室与记者见面，聊起了他眼中的“官场文学”。

记者：此次与您一同签售的两位作家浮石和肖仁福带来的都是新书，而您带来的是旧作《国画》、《梅次故事》的再版，听说您也即将推出《拍手笑沙鸥》、《笑妄》两本新作，为什么在书博会上不是宣传新书呢？

王跃文：对我来说，这两本旧作的再版比新书出版意义还要重大。众所周知，十年前《国画》出版后三个月内重印五次，此后被禁止了，再也没有印行，《梅次故事》也是如此。以往被禁止的小说一般不会重新出版，但如今它再版了，这不仅对我，对整个出版界来说也是意义重大，这说明整个文化生态环境变得更自由。

关于再版的两部书，许多读者问新版有没有改动，我想书尽管多有瘕疵，但我不想修改，更不会删节，就保持原貌，或可表明我的创作历程，《国画》是一部孤愤之书，也是一部忧患之书，我只是在再版前进行了修订，仅止于文字润色。

记者：您赞成“官场小说”这种归类吗？

王跃文：自从1999年我的第一本小说《国画》出版后，就被冠上了“官场小说第一人”的头衔，被认定为新时期官场小说的开创者，这个我不敢自认。我认为“官场小说”这个叫法既不学术也不严肃，要是都如此归类，那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不是要叫“犯罪小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不是“青春小说”呢？如果这只是媒体出于宣传上的考虑，姑且可以接受。

记者：“官场小说”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反映生活的小说类型，您离开政府部门工作已经十年了，这之后的一些创作素材从何而来？今后的写作还会延续这样的题材吗？

王跃文：“官场小说”与纪实文学不同，内容大部分还是虚构的，我已离开政府部门，但我的生活与其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认为中国官场的特点即使在100年后也不会有太大改变，这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改变的只有量没有质。而且文学是人类一种思考世界的方式，作家并非都要亲身体验才写得出小说。我也不会将自己局限在“官场小说”这个题材里。

记者：有人说“官场小说”文化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文学的意义。官场小说热，热的不是文学，是人们都对官场感兴趣，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王跃文：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官场都在主导社会，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了解中国社会必须了解官场，这与每个人密切相关。官场小说受追捧，既有文学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学的原因，出于对社会的关注，人们确实会更关注官场小说。

记者：有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说曾多次被推荐看《国画》。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跃文：这个我也听不少年轻朋友说过。中国古代的君子，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必读之书是《论语》，他们相信半部《论语》足以治天下。若生逢乱世，想要出人头地，便只读《战国策》和《孙子兵法》之类。然而策或计越用得多，人心便愈加险恶狡诈。中国人却偏要把心机曲折美化，叫做“城府深”，或曰“心思缜密”。策或者计，确都可用。但人若把不择手段只求成功的策或计当作信仰，那是非常可怕的。我不愿意我的书被误读成策与计之类的东西，这些不是工具书。不过我还是欢迎年轻人读读这类书，可以更快地认识真实的社会。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