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上半年

2015年上半年，欧洲一直处于激进的解放运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和西班牙Podemos左翼政党）中，而在下半年其注意力转移到了难民的“人道主义”话题上。

齐泽克

2015年上半年，欧洲一直处于激进的解放运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和西班牙Podemos左翼政党）中，而在下半年其注意力转移到了难民的“人道主义”话题上。阶级斗争被宽容和团结的自由主义文化话题所彻底取代。然而上周五，11月1 日，在巴黎发生了恐怖屠杀事件之后，深受此屠杀事件影响的所有民主力量对宽容和团结这一话题绝口不言。

我们很容易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疯狂地寻找混入难民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极端组织人员（媒体兴高采烈地报道，已经有两名恐怖分子假扮成希腊难民混进欧洲。）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难民本身，而最大的受益者是希望双方全面战争的人，尽管他们会冠冕堂皇地说“我是巴黎人”这样的话。这是我们应该如何真正地谴责巴黎的杀戮：不只是团结于反恐的各种活动中，而是更应该思考谁是背后受益者这一根本问题。

“军事化”也许可以打破僵局

对于IS恐怖分子的理解，恐怕没有比“他们的罪恶行径其实是对欧洲野蛮干预的回应”更深的理解了。应该对他们进行这样的定位——他们是欧洲反移民种族主义者的对立方——伊斯兰反法西斯主义者，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有其一面便有另一面。重回阶级斗争这个话题，阶级斗争的唯一途径是坚持被剥削者的全球性团结。

全球资本主义发现自己所处的僵局越来越显而易见。如何打破现有的僵局呢？詹姆逊最近提出以社会全球军事化作为解放的方式：民主情怀激发的基层运动看似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军事化”也许是冲破全球资本主义的恶性循环的最好方法了，这意味着终止自我调节经济的力量。也许在目前欧洲的难民危机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测试这个方法。

至少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们需要大规模协调和组织来制止混乱，其中包括但不仅仅只有这些：难民集中区域附近的接待中心（土耳其、黎巴嫩、利比亚海岸），进入欧洲的交通运输中转站，以及有可能分配给他们的定居地点。军队是可以有组织地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的团体。有人认为军队做这样的事情意味着紧急状态，这种想法是没必要的。当有数以万计的难民在没有合理组织的情况下通过人口稠密地区，确实会是一个紧急状态——部分欧洲国家现在正处于这样的状态。因此，认为难民输送这个过程可以放任不管任其自由发展的想法是荒谬的。至少，难民还需要生活供应品和医疗服务。

总而言之，发生爆炸时，一个宗教社区的成员认为其他社区的生活方式是亵渎神明的或伤害的，无论这种方式是否对他们的宗教构成了直接攻击。这就是为什么穆斯林极端分子在荷兰和德国攻击同性恋者，也是为何传统的法国公民把身披罩袍的妇女作为对他们法国身份的一种攻击，这正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遇到一个身披罩袍的女人时不可能保持沉默。

要遏制这种倾向，应该做两件事。首先，制定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最低限度的强制性规范，包括宗教自由，反对群体压力限制个人自由，妇女权利等，而不用担心这样的规范将出现“欧洲中心主义”。其次，这些限制范围内，无条件地坚持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包容。而如果规范和交流都不起作用，则应使用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

“欧洲中心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另一个禁忌必须被打破，这个禁忌包含所有欧洲带有解放性和文化性色彩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尽管欧洲对造成难民流窜的现状只需担（部分）责任，但是已经到了放弃左派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了。

后“9·11”世界给人们的教训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全球自由民主的梦想已经结束，但在世界经济这一层面上，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事实上，拥抱这个世界秩序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文化多样性戴着全球资本普教论的面具；如果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补充依赖于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会更好。

全球资本主义能够很好地适应当地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因此，反欧洲中心主义的讽刺之处在于，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旗帜，在不再需要西方文化价值的历史时刻，批评西方世界，以便使其流畅运作。总之，在批判性解读的时候，人们倾向于拒绝西方文化价值观，而这其中的许多观念（平均主义，基本权利，出版自由，国家福利等）都可以作为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武器。难道我们已经忘记了整个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解放思想是一个彻底的“欧洲中心论”吗？

另一个值得抛弃的禁忌是任何有关伊斯兰权利批判都是“伊斯兰恐惧症。”许多西方自由主义左派的这种病态恐惧已经足够了，这些人担心伊斯兰恐惧症被认为是有罪的。例如，萨尔曼·拉什迪被谴责没有必要去挑衅穆斯林，因此（至少）依据教令该处以死刑。这种情况下保持这种立场的结果是：越是西方自由主义左派沉湎于他们负罪感，他们就越是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谴责是试图隐藏对伊斯兰教仇恨的伪君子。

星相学表明星相学完美再现了超我主义的悖论：你越顺从原始道德侵略这种伪道德的要求，你越因为道德施虐和对道德施虐身份的认同而感到愧疚。因此，仿佛你越容忍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你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可以肯定的是，这也同样适用于移民涌入一事：西欧对他们更加开放，越会觉得因不接受更多移民而内疚。永远到不了足够的程度。而这里的人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得越宽容，他们会因为做得不够宽容而越内疚。

当地时间2015年11月17日，法国图卢兹，数千民众聚集在图卢兹市政厅广场，悼念巴黎连环恐袭案遇难者。视觉中国图

全球资本主义和军事干预

长远来看，我们应该关注“难民政治经济”（politicaleconomyofrefugees），这一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和军事干预奠基的根本因素。如今，世界持续不断的骚乱才是所谓世界新秩序的真面目。比如粮食危机困扰着发展中世界，比尔·克林顿在2008年联合国世界粮食日活动中明确表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危机不能用“官员腐败、行政低效或国家干预”来解释，而归咎于农业全球化。克林顿的重点在于，今天的全球粮食危机表明“我们都搞砸了，包括当上总统的我”。就因为我们把粮食看作商品，而不是世界穷人的一份重要权利。

克林顿非常明确粮食危机的责任不在于单个国家或政府，而在于美国、欧盟几十年来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实施的全球策略。这些策略迫使非洲和亚洲国家为肥料、品种改良及其他农业投入减少政府补贴。结果最好的土地被用于粮食出口，但却影响了这个国家的自给自足。当地农业和全球经济的融合是“结构调整”的结果，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当越来越多国家依赖进口食物的时候，有农民被赶出了他们的土地，沦落到贫民窟里。比如，去年海地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粮食价格飞涨，农作物为外国生物燃料出口的时候，本国人还在挨饿。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种新的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形式应被发明出来。这种新形式既不是国家层面的干预，也不由本土组织自发完成。如果这个问题不被解决，我们就该认真考虑我们正步入一个种族隔离的新时代。什么时代呢？世界上那些人烟稀少但物资丰饶的地方和贫穷饥饿还总是处于战火中的地方完全分开了。海地人该怎么办？他们没有暴力反抗的权利吗？又或者，成为难民？尽管新经济殖民主义饱受批评，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意识到全球市场对许多地方经济的毁灭性影响。

至于军事干预。没有美国占领伊拉克，就没有ISIS崛起。没有ISIS崛起，就没有难民潮肆虐。卡扎菲在死前曾说：“北约人，你炸掉了一堵墙，一堵在非洲挡住基地组织通往欧洲的墙，也是非洲移民去欧洲的墙。这堵墙就是利比亚，你们毁了它，你们这些混蛋，想想非洲那些移民，你们将在地狱之火里备受煎熬。”他说的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

没错，挪威存在

欧洲正争取同性恋和女性权利（堕胎、同性结婚合法化等），这些争取的目标是否也应惠及难民，即使他们在水深火热中？

当然，我深知西方女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出口”如何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和新经济殖民主义的工具。（我们都记得一些美国女权主义者通过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来要求解放当地妇女，结果却完全相反。）但是我绝对拒绝承认西方左派应该就此“战略妥协”。

和哈贝马斯、彼得·辛格一起，赖默尔（Reimer）那时指责我支持“一种精英政治图景”——让开明的统治阶层和种族主义者、无知的人对立起来。我看到这时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说得好像我没有一页又一页地批评过欧洲自由主义政治精英一样！至于“种族主义者和无知的人”，不幸的是大部分欧洲工人阶级确实是种族主义者、反移民者。

老左派说“移民比欧洲本身更欧洲”，我也经常用到，但我们必须清楚它具体意味着什么。在我所看的文章中，它意味着移民实现了“迁徙自由”这一原则。但是，这里必须搞清一个地方：自由旅行也是一种“迁徙自由”，但更根本的“迁徙自由”是说我可以在任何我想留下来的地方定居。支持法国加莱难民的公理并不局限于他们的自由移动，而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获得安定，而那些接纳国也要提供帮助”。如今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担保了成员国这种权利，而要求全球化中存在这种权利，就相当于要求欧盟扩展到全世界。

实现这种自由不亚于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为什么？新形式的种族隔离正在出现。在当今世界，商品可以自由流通，但是人不可以。外国人流入带来的威胁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错误的固有原因。这就好像难民希望将商品的免费全球流通延伸至人一样，但是基于全球资本主义的限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迁徙自由”关系到资本需要“自由的”劳动力——数百万人牺牲公共生活在血汗工厂拼命。然而全球资本流动与个人迁徙自由出现内在的矛盾：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的”个人作为廉价劳动力，但同时也要控制这些劳动力的迁徙，因为它不能为所有人提供同样的自由和权利。

要求激进的自由迁徙，正是因为它不存在于现有秩序中？所以这是斗争的好时候？

我的批评者认为难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且对此坚定不移——同时指责我反拉康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但是这种指责完全是无稽之谈，毫无意义。想要去挪威的难民呈现意识形态幻想的典型案例，这种幻想存有内在的矛盾：他们期待去西方最好的福利国家，但又不愿意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尽管这种生活方式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格格不入。

德国喜欢强调，有必要从文化和社会上将难民融入进来。但是——这也是另一个需要打破的禁忌——有多少难民真的想被融合呢？如果融合的障碍不仅仅是西方种族主义呢？这也是“如果没有挪威，我们必须自己建造一个”的错误所在——是的，但它不会是难民一直梦想的梦幻世界“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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